至少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发展”这一概念对大多数国际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一术语在1945年后才成为国际话语的重要概念，但是“发展”的观念显然早已有之。它来源于这样的理念：社会经济条件可以而且应该被改善，应该实施专门的政策来实现这种改善。除却这一核心的认知，“发展”却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而它所具有的建构色彩也一再被人指出。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和吉尔伯特·里斯特（Gilbert Rist）等批评家谴责说，“发展”的实质是高收入国家的一种霸权政策。以“发展”之名形成的国际格局体现了诸国权力的不平等，代表着那些使国际格局得以发挥效力的国家的利益。这些批评者还呼吁注意这一现象：尽管——抑或因为——几十年的“发展”旨在缩小差距，但是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不平等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等学者以寿命、婴儿死亡率、性别平等或者识字率等社会指标作为衡量的标准，认为“发展”其实是成功的。双方观点的差异因为对“发展”不同解释的现状而变得更加复杂。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概念通常是机械化、城市化、世俗化的综合，是一种向个人主义、物质极大满足以及快节奏生活的转变。然而，这种理解方法的缺点是催生了一些替代概念，这些概念包括基本需求方法（basic need approach）、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以及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坚定地将“发展”视为一个严格的定性概念，从而与经济发展区别开来。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旨在调和因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最近这些替代概念也包含了南方的诸如“美好社会”（Buen Vivir）或者“乌班图”（Ubuntu）思想，然而这些关于社会应该如何演进的思想本身却饱含争议。

尽管有失准确，“发展”这一概念仍然在公众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组织也继续使用着“发达国家”或者“最不发达国家”这样的分类。而对于很多人，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人们而言，“发展”依然是一个强大并且不言而喻的目标。显然，“发展”一词尽管含义模糊，但是人们认为它有利于交流国际政策、以及沟通某个社会的目标以及已经发生的变化等。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尽管发展的含义和目标不同，把某种形式的社会经济进步作为公共或者私人行动的目标，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识。观念和政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以未知或者互相矛盾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成功”和“失败”的内涵也随着公众和学界对二者的态度变化而发生了演变。与此同时，对发展进行全面的分析因为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不同乃至迥异的反响而变得困难。例如，以化石燃料替代木材和人力在一些地区或许有利于恢复植被；在一些地区，或许有利于结束奴隶制；几乎在全球各地都有利于促进人类平等的理念。然而，仅仅几十年之后，这一行为却导致了环境变化这一灾难，尽管它的确切影响还不甚明了，但势必是深远、长期且因地而异的。

适值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发表三十周年之际召开本次会议，旨在以世界史的视角，浅探18世纪以来关于“发展”的不同理念和实践，以及这些理论和实践如何使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方的历史互相影响。鉴于发展实践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卓有成效，我们尤为欢迎关于发展之经济、卫生、环境及其互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