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自2015年开始举办，在去年关注“空间”问题之后，今年将讨论“差异”。历史学诞生的合法性，根植于一种时间性的差异之中，即“古今之变”。这意味着历史的写作者以自身所在的那个时刻为标界，将“过去”区隔开来，变成一种写作的对象。当然，从古典时代的史家开始，写作所区隔的，不仅是时间，也是空间、族群以及其他的政治体。当现代理性主义出现，将理性视为人的共同特性，而历史过程成为理性演进的各个阶段时，历史主义则试图在特定历史环境的约束下找到讲述个体的方法，但其叙述却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差异的预设之中。之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将阶级、种族、性别之间的社会差异，视为批判权力关系，重塑群体记忆的路径。但文化史家却拒绝将差异纯粹视为社会性位置的区隔。另一个术语identity被与差异联系起来，是认同，却也是认异，其中折射出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被“建构”的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新文化史”对历史中身份认同和差异问题的推进，已经不限于族群和民族国家的讨论。它尝试将身份认同看作多种社会身份（包括阶层、性别、性征和宗教信仰等）在历史中不断重组的过程，记忆、想象和象征则被视为创造差异的“工具”。在试图超越文化转向的理论家眼中，差异被移至社会位置或实际位置与话语性的社会想象之间，主体开始被理解为以种种社会/文化差异运作为多样化身份策略的行动者。

虽然我们有时也怀疑，以这样的路径切入过去的世界，是不是因为当代的历史学家过度执着于现代的自我（self）观念与文化多元主义的想象。但是，新的史学议题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只有承认差异才有可能为融合提供基础，无论是环境史中对自然和人类视角差异的强调，还是公共史学中对职业学术共同体和大众作为不同读者的区分，都是如此。

差异并非仅栖息在历史学的对象之中，也逐渐成为历史学写作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历史学的文献批判技艺通过对虚构/历史真实的区别奠定了写历史的边界。

Lucien Febvre在力推有问题的史学（l’histoire-problème）时，强调年鉴学派应该成为异端，此后，历史的革命似乎总是以“异端的写作”为面目出现。但是什么样的写作者是当代史学的异端？给予理论解释模式的人？计量之后给出表格、公式和数学模型的人？还是试图讲述完整而迷人的故事的人？如果我们认为当代的历史写作在欢庆乃至崇拜“差异”，那么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即，在文化多元主义、东方学、后殖民理论影响下，聚焦“差异”的历史著作，却在理论框架、价值取向、术语选择乃至叙述模式上都日渐雷同。当我们写作一种关于“差异”的历史时，究竟有没有更多样的选择？于是，差异最后从写作对象和写作实践落回到写作者自身，在我们的著作里还可以容纳多少差异，无论是对象还是路径？我们的写作策略和表达方式还可以有多少差异？当我们预想的读者千差万别时，写作者要如何找到“自己”的风格与声音？这是当下历史写作的“差异”问题，也许也可以作为2016年“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会议讨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