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来就处在以叙事表述为一方和以接受理解为另一方的交往结构之中。随着人类生存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技术与媒介的发展变化，文学的交往功能以及与社会交往模式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转变之中。文字的发明迈出了记载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一步，同时也为超越身体记忆创造了前提，使得远距离交往成为可能。印刷文化中的文学交往超越了口头文化的界限，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同时口头文学的集体交往模式被打破，进而转向个体接受，生产者与接受者不再处于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之中，两者之间加入了一系列的印刷出版传播机构。身体的缺席必然扩大想象的空间，而想象力则不再以真伪标准检验文学是否再现“真实”，而是以“可能”为尺度考量文学的虚构性、建构性。蒸汽机、电影、电话的发明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感知、交往方式，电脑网络时代让我们再次面对“多媒体”态势，迫使我们思考语言、文字、图像对人际交往的不同作用，思考网络、手机对我们经历、阐释世界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口头文化向书本文化的剧烈转型中所表现出的交往问题，书信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书信体小说的诞生无疑提供了极好的例证：无论理查德逊的《克拉丽莎》、卢梭的《新爱洛伊斯》还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信体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口头交往模式，通过虚构审美方式建构一个身体在场的交往共同体。 为此，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编辑部拟联合举办“文学与交往模式”学术研讨会。